青雀即青岛，是久有盛名的，这多半要归功于李商隐的"青岛殷勤为探看"，再有就是编《唐诗三百首》的蘅塘退士了。《山海经注》云："青岛，为西王母取食者"，假如仅止于此，也无非是拎菜篮子的钟点工，后来兼做若干密送情书一类的香艳工作，如"青岛飞去衔红巾"等，多情的诗人们群起追捧，才终于成为脍炙人口的可爱宝贝。西王母大概是仙流中的驯鸟大师，座下使者多为羽族。《酉阳杂俎》云："函山有鸟，名王母使者"，"其尾五色，飞则翻翻如旗状"。可怜如此尤物为青岛的声名所掩几如无名劳模，唯有忠厚的社甫爱心普照，不忘表扬一句"王母昼下云旗翻"。魏王李泰小字青雀，据说太宗曾面许立为大子，并对侍臣日："青雀入见，自投我怀中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后当为陛下煞之，传国晋王。'"这位被太宗称赞为"英武类我"的青雀大王不能先下手杀了兄弟再哭着去吮父亲的乳头，却企图鼓舌而得天下，终于失计身死，真是枉自了一个大好名宇，比自称"鸦"的玄宗不如多了。

马钱中有"青隹"，也就是青岛。旧谱曾误为"青佳"，于是辗转讹传，却不知如此则何以解释。马名"青隹"，想来应当是体形略小，轻捷若飞的青马吧。

《山海经》载有黄鸟："黄乌于巫山，司此玄蛇"，但是沿用似乎极少，无论"黄鸟黄鸟，无集于桑"，还是"交交黄鸟"，都不复是神异的灵物，不妨说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黄雀，也未尝不可以是"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的黄莺，总之是写生而非志异了。

神鸟们的典故就此暂告段落，现实中的鸟儿也不乏故事可讲的。

唐人爱鹘。鹘即年，是矫健而能驯养的猛禽，一只好的猎隼在国际黑市上价值数千美金，未知唐时身价如何。然而鹘似乎又不同于一般的隼，因为它"捷于鹰隼"，或许是俊异的别种吧。杜甫《义鹘行》、《画鹘行》并为名篇，僧贯休亦有"锦衣鲜华手擎鹘"之句。贯休和尚本是好事使气的人，修成有名的诗僧之后，追随的徒众日多，只得四处化缘，却不幸撞见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恶人徐简夫，先跟他讲动物故事道蜣螂粪尽即翻然而飞，接着就说众僧依长老相聚而食，你大和尚一圆寂他们也便索然而去。贯休大怒，拂袖而起，经费只好另做打算，换个方向再申请了。以这样的脾气，他说不定只能"淄衣百衲袖手擎鹘"了。《朝野佥载》云："沧州东光县宝观寺常有苍鹘集重阁，每有鸽数千，鹘冬中每夕取一鸽以暖足，至晓放之而不杀。"这大抵是以人度鹘而绝非真实的观察记录，然而读下去还有更玄的："太宗养一白鹘，号曰将军。取乌常驱至殿前然后击杀，故名落雁殿。上恒令送书，从京至东都与魏王，仍取报，日往返数回。"如此则太宗驯鸟之技要直追西王母了，何至于被魏征害得闷死鹞子呢。传奇只当它传奇，唐人对鹘的热爱实在地是发生过外交影响的：回纥取"迅捷如鹘然"之意改名回鹘。姑不论其自炫鸷勇，也不去讲较他们后来为助平安史之乱而强求唐每年以每匹四十匹绢的价格向他们买十万匹马（这个数据或有夸大）等种种不友好行为，单只对照南韩执意将汉城的汉文名改作首尔，则中华文化的向心力无论如何不可谓衰颓了。

可怜巴巴的为鹘暖足的鸽其实也不是无能之辈。唐时海路贸易发达，安南、广州常有海舶即外国船，据云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舶最大，且"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数千里亦能归也"。这已经算得真正意义上的信鸽了，虽然传递的只可能是凶信，不能如挪亚方舟上衔回橄榄枝的鸽子一般给人以希望，总也可以免除故乡亲人们日夜锥心的悬想。据说张九龄"家养群鸽，目之为飞奴"，但大致而言唐人对于信鸽似乎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可能如何将肥肥的鸽子烹调为盘中的美味才更合乎他们的兴趣。

雁在唐诗中很常见，大多是写景的点缀或述怀的寄托，若论韵致或许当以社甫《孤雁》为绝唱。要讲故事呢，就远不及其家养的兄弟了。唐时僧寺中多有长生鹅，是信徒们送来放生的，由此却也可见和尚们的精明：鹅性机警好斗，鸣叫之声尤为嘹亮刺耳，看门护院殊不亚于猛犬，饲养成本却要低得多。当然，鹅的得意应发轫于王逸少的提携。李白诗云："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然而晋书传所载羲之换鹅所书乃道德经，当是大白为求字面好看吟咏上口而脱略小节的缘故吧，而事有凑巧，右军传世法帖中，偏有小楷黄庭而不见道德经，若由疑古派的考证家来推理，怕是要认定晋书多伪了。鹅由此又得了一个"右军"的别名。《鸡肋篇》云："前人已载尺犊有'汤@右军一只，蜜浸曹公两瓶'，以为笑矣。有张元裕云，邓雍尝有柬招渠日：'今日偶有惠左军者，已令具�，幸过此同享。'初不识'左军'为何物，既食，乃鸭也。问其名之所出，在鹅之下，且淮右皆有此语" 。

"左军"的名声如今却是大大的不好了。鸭，在现今的市井用语乃是男妓之意，古时却是指戴绿帽的丈夫，虽然两者在面子上很难分别谁更不光彩，但这个转折何以发生却有点蹊跷。《水浒传》里武大之质问郓哥："含鸟猢狲，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鸡肋篇》云："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为讳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这是宋人的记述，而风俗的形成至迟在唐代，"绿"之讳亦当取自于雄野鸭头顶的毛色。《封氏闻见记》云："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吴人著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犯，赋税常先诸县。既去官，竟不捶一人。"这固然颇合唐虞象刑的古意，然而此风既开，后世继踵者不免有滥用于常刑之外的。《典故纪闻》云："国初伶人皆戴青巾，洪武十二年始令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这种区别当中实在很有侮弄的味道了。时至今日，就不仅浙人、吴人，而是地无分南北，都有颜色禁忌。我有一同学是沈阳人，寒假回家过年，某日欲外出，见风大而有难色，其母曰："你把妹妹羽绒服的帽子解下来戴上吧。"他看了一眼，坚定地答曰："妈，这帽子我不能戴。"老太大一楞，方才恍然那是件绿衣服，不禁莞尔道："原来你还讲究这个。"野鸭也有个看似不相干的别名叫"鹜"，这有时是很必要的，《腾王阁序》有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假如没有这个"鹜"字，估计王勃宁可随便换一种别的什么鸟儿也万万不肯用"鹜"的。不过总而言之，我们中国人赋予鸭的恶名，原只不过是缺乏科学精神的诬谤，其实鸭在鸟类之中何尝是特别不贞洁的呢。